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经过十四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在艰苦卓绝的战争中，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以铮铮铁骨战强敌，谱写了一曲曲雄壮的英雄史诗。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是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的政治力量。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形势多么险恶、战争多么残酷，党始终将抗战到底坚定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同一切投降活动进行坚决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党一直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谴责妥协卖国行径
日本对华持续侵略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从发动甲午战争、侵占台湾岛，到发动日俄战争、侵犯东北地区，再到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日本反动统治者一次次侵略中国，妄图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1931年，正当国民党统治集团调动兵力大规模“围剿”红军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略中国东北。面对大片国土的迅速沦丧，全国各界受到强烈震动，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兴起。
国难当头，国民党政府却对人民的抗日要求充耳不闻，实质上实行对外妥协的“不抵抗”政策，叫嚣“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辱”，继续集中兵力“围剿”红军。与之截然相反的是，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便是毫不妥协的对日主战势力。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党中央立即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宣言控诉日军暴行，并发出警告：“各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是压迫中国，屠杀中国民众的万恶强盗，半年以来从万宝山朝鲜一直杀到青岛，现在又杀到奉天安东营口，中国劳苦民众被牺牲已经累万盈千，过去五卅、济南惨案等更擢发难数，现在他更公开更强暴的占领中国土地，其显明的目的显然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因此，党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坚决一致在争取工农革命胜利自求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只有广大群众的革命铁拳，才能制止帝国主义的暴行，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这一宣言，充分表现出中共对帝国主义毫不妥协的坚定立场。
日本占领东北后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党中央和满洲省委坚决站在反日斗争最前线，及时发表反日宣言，动员人们组织起来，发起民族自卫的游击战争。1931年12月，中共满洲省委发表宣言，号召工农和被压迫群众“自动武装起来，以斗争的行动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这样来实行武装自卫”。同时指出：“齐齐哈尔与新民等地，农民自动武装起来，龙江士兵群众反抗日军的进攻，只有这种斗争，才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满洲。”党直接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武装，在白山黑水间与日军浴血奋战，有力地打击了日本的殖民统治。
1932年1月，日本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企图以新的侵略战争转移国际社会对东北问题的关注。国民党政府以所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应对事变，实际上是要在略作抵抗后仍请求英美等国调停，求得对日妥协。与国民党的消极抗战相反，为了鼓舞民众的抗日士气，中共继续表明了坚决抗日的立场。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关于动员对日作战训令，正式宣布对日作战，号召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积极参加和进行革命战争，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真正的解放和独立。同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也发出《关于红五月运动中实行对日宣战的动员决议》，号召全国“民众自动武装起来，站在苏维埃领导之下，一致的对日作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对日宣战，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党继续高举抗日旗帜。1933年1月，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等名义起草的宣言正式发表。宣言首次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这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宣言公布后不久，日军便将侵略矛头指向华北。一时间，热河沦陷，平津危急。然而，国民党政府却继续坚持反动的“剿共”方针，急于同日本妥协，甚至提出“侈言抗日”者，“力斩无赦”。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日本对中国东北和热河的侵占，并使得整个华北门户洞开。对此，苏维埃政府发表通电，坚决否定协定的内容，并号召全中国民众一致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卖国行径，以坚决的革命斗争——罢工、罢课、罢市、群众示威、组织民众自己的武装队伍来反对与阻止此项密约与协定任何一条的实行。这一宣言，再次重申了中共以全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击日本侵略，反对投降卖国行径的鲜明立场。
全民族抗战中，党坚决反对投降，引领着夺取抗战胜利的正确方向
1935年11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胜利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即于11月13日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宣言指出：“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我们的出路，只有坚决的武装起来，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打倒卖国贼首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2月，党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顺应抗日救亡运动新的高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决定“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会上，毛泽东特别指出在目前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和红军不但要充当发起人，而且应当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从而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会议决议也指出，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既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又要坚决不动摇地同一切动摇、妥协、投降和叛变的倾向作斗争。共产党必须以自己彻底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和行动去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9月，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以国共两党为中心，中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发展起来。在这一旗帜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开始了中国近代以来空前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
全国抗战初期，国民党对抗战是比较努力的。然而，1938年10月后，随着日本在战略相持阶段调整对华政策，对国民党政府进行分化、诱降，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降，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集团，也表现出很大的妥协倒退倾向。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将对付共产党作为重要议题，制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这一时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虽然没有放弃抗战，组织了随枣战役、昆仑关战役、绥西战役、枣宜会战等军事行动，但同时却开始暗中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双方的谈判虽未获实质性进展，但都不愿完全关闭和谈大门。
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复杂形势，提出坚持团结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鉴于国民党反共倾向和对日动摇妥协的加强，中共中央指出：中国抗战出现了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的两大危险，但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所以同时存在着团结抗战和分裂投降两种可能。党的任务是要清醒地认识时局的严重性，从思想上、组织上有所准备，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同时要竭尽一切可能，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进行坚决的斗争，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争取时局的好转。
1939年7月7日，党中央在纪念全国抗战两周年发表时局宣言，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在艰难的条件下，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领导根据地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进攻；开展强有力的反投降斗争，声讨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敌行径。同时，针对蒋介石集团既动摇妥协又不敢公开放弃抗日，既积极反共又不敢彻底破裂国共合作的两面态度，党中央认为，只有进行坚定而恰当的斗争，才能维护抗日统一战线，争取时局的好转。因此，党中央决定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一方面坚持团结合作，帮助和推动国民党进步，使局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对其妥协动摇和倒行逆施进行坚决斗争，以斗争求团结。
1940年，为了打破日军“囚笼政策”，克服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投降的危险，党领导下八路军的105个团约20余万人，对日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作战。这次百团大战，使全国人民看到，八路军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中不仅发展壮大起来，而且能够给予敌人强有力的打击。这次战役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以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诬蔑。当时，国民党内因为国民党军在宜昌等地的军事失利，涌动起一股强烈的妥协投降暗流。百团大战的进行，不仅牵制了日军兵力，迟滞了日军“南进”计划，而且支持了正面战场的作战，有力地遏制了国民党内妥协投降的暗流。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作为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先进政治力量，始终高举爱国主义大旗，坚决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同日本侵略者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广大共产党员在战争中，表现出在一切艰难困苦面前无所畏惧的英雄主义精神和为人民利益贡献出一切的自我牺牲精神，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烈士等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付出极大牺牲，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此外，作为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不仅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争取对统一战线和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团结其抗日的同时，对其反共投降活动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党的领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最大限度动员全国人民抗战，最大限度地反抗日军侵略和汉奸卖国贼，最大限度遏制国民党内顽固势力反共投降活动的有力武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徐嘉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王小宁 整理）
